跨文化中国学的研究可上溯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文化书院时期，梁漱溟、冯友兰、 张岱年、季羡林、任继愈、朱伯崑、庞朴、汤一介等老一辈学者，利用自身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基础和开放的国际视野，积极推动“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让世界文化走向中国”。经历改革开放后的“文化热”和中国学术对外开放的再洗礼，跨文化中国学研究四十余年跬步至今。面对当今百年未有之世界变局，中国文化书院跨文化研究分院和北京师范大学跨文化研究院根据自身历史基础，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进程，以及多年来与中外学者共建跨文化研究开放平台的前期工作积累，自2023年起，在原有基础上，执行新计划，启动撰写和出版《跨文化中国学丛书》。本套丛书旨在从跨文化学的视角，探讨中西文明相遇和文化汇通的知识系统、历史脉络、理论框架、成功个案与经典著作，思考中国在现代化世界建构进程中的特殊地位和积极作用，促进跨文化中国学研究厚植学术、反哺教育，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2024年11月，“跨文化中国学丛书”第一辑5本新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分别是：陈方正《毁灭与新生——现代化比较研究》、王一川《心性现实主义论稿》、陈越光《见证真诚——公益思想与实践的跨文化建构》、程正民《小说的诗性世界——跨文化中俄小说研究》、[比]巴得胜（Bart Dessein）著、董晓萍译《跨文化研究新模式——中国现代化之路》。

2024年12月1日，“‘跨文化中国学丛书’第一辑新书发布会暨跨文化中国学研讨会”在北京的商务印书馆采取线下与线上结合的方式举行。中国文化书院、北京师范大学跨文化研究院和商务印书馆共同主办了这次会议。主办单位负责人和学者代表，丛书作者、编委会代表和责任编辑代表出席会议，主要有：中国文化书院院长陈越光、商务印书馆党委书记暨执行董事顾青、北京师范大学跨文化研究院名誉院长资深教授王宁，比利时根特大学教授巴得胜、香港中文大学荣誉院士陈方正、北京语言大学艺术学院特聘教授王一川、北京师范大学跨文化研究院副院长李正荣，法国阿尔多瓦大学特级教授金丝燕、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国英、中国机械工程学会荣誉理事宋永伦、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名誉院长李晓西，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张远、北京师范大学跨文化研究院高级工程师赖彦斌、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史玲玲、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编辑罗珊等出席会议，北京师范大学部分研究生到会听讲。商务印书馆编审陈洁主持会议。

会议主要就跨文化中国学的研究宗旨、中国跨文化研究的发展历程、跨文化中国学的多学科交叉融合三个主题进行研讨。

一、跨文化中国学的研究宗旨

“跨文化中国学丛书”主编之一、中国文化书院院长陈越光研究员在致辞中指出，“跨文化中国学丛书”包含了两个概念：一个是跨文化视野，一个是中国学研究。“中国学”的概念源于国际汉学，可以追溯到16世纪来华传教士的著述。1814年，法兰西公学院首次开设“鞑靼—满文”汉语言与文学讲座，开始汉学课程，标志着西方汉学进入了专业的教学和研究。美国汉学在二十世纪初形成了以区域研究为方向的“中国学”。在中国大陆学界，中国文化书院最早关注到国际汉学的变迁和脉络，于1987年设立中国文化书院汉学研究咨询中心，1988年，根据梁从诫提议，更名为中国学研究资料咨询中心。庞朴先生担任中国文化书院中国学研究资料咨询中心主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钟敬文先生、北京大学教授赵靖先生、中国历史博物馆原馆长俞伟超先生、原副馆长孔祥星先生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审杜友良先生为委员。1988年3月，庞朴主编《中国学导报》第一、二期，向19个国家的1100多个中国学研究机构和中国学研究学者寄送，这是第一批以“中国学”命名的研究和信息刊物向全球学界发送。1995年，中国文化书院设立了分支机构跨文化研究院，乐黛云任院长，是国内最早设立的跨文化研究机构。中国文化书院一直往“跨文化中国学”的方向努力。陈越光指出，跨文化中国学的研究宗旨，是我们要追求一种对文化和历史进程的理解，它体现了一种最大包容和最高统一的视野和观念。这个追求的背后是一种如何发现中国文化特殊性与世界文化的共有土壤之间关系的理性关切。汪德迈《中国教给我们什么》提出跨文化关注点中最重要的两点：第一，要注意避免把一些文化的普遍性绝对化，而是要关注文化的特殊性；第二，要关注文化特殊性扎在世界文化共有土壤中的根基是什么。这种理性关切的背后还有一种感性的力量，这就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一种特殊的感性的担忧。“跨文化中国学丛书”的作者贯彻这种研究宗旨，并与出版者一起让作品社会化，获得社会的公共生命，商务印书馆在其中功不可没。

“跨文化中国学丛书”编委、北京师范大学跨文化研究院名誉院长、资深教授王宁先生的致辞，回顾了北京师范大学跨文化研究院8年来的发展历程。她说，在汪德迈先生和乐黛云先生的引领下，金丝燕教授和董晓萍教授等在跨文化中国学的科学研究、学术交流和人才培养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跨文化研究是乐黛云先生首先提出的思想理念，她是一位具有国际眼光、思想特别锐利的文艺学家和教育家，她在许多问题还在迷雾中的时候，总能够拨开迷雾看到问题的关键，站在思想的前沿。她先是把外国文学改变为比较文学，在汉语言文学一级学科的教学体系上，首先明确了外国文学教育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其他各国文学的新角度。在此基础上，她进一步从多文化共存关系的角度，提出了跨文化中国学研究的方法论原则和精神。乐黛云和陈越光在《跨文化对话》刊物第17辑至36辑精华本的《序言》中提出跨文化研究的两个关注点：“第一，是全球视野下的中国文化本位；第二，是全球治理、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对于在高校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的我们，第一个关注点更为切实，它包括三个专题，即“全球视野下的中国文化本位”、“跨文化方法论”和“文化比较：方法与阅读”。这些年，我们所做的工作，不论是理论研究、社会实践、教学育人还是宣传普及，都是围绕这些专题进行的。王宁先生说，这8年，通过跨文化学的讨论，她在语言学的研究中有了更多的思考，因为中西方研究方法和理论核心是有着深度碰撞的，如何从汉语语言文字的事实出发，又能吸收国外研究的先进的科学方法和前沿成果？跨文化研究教给我们的态度是平等“对话”。现在，我们已经具有了多元文化共存的视野，在传统文字训诂学的转型和创新实践中，在维护汉语特点的前提下，接受了通过跨文化之桥深入到不同文明、不同文化、不同民族精神的深层结构中去，认识自己、也认识他者文化。在跨文化研究中，当时90岁高龄的法国汉学家汪德迈先生亲自来中国4次，和我们深度交流，他用中国的历史典籍来理解中国的文化，站在中国文化很长的时空节点上来评价中国文化，为我们理解、践行跨文化研究方法的原则做出了榜样和示范。跨文化研究不仅仅是一个项目，它已经是一个跨国度、跨学科、国际性的事业。我们相信，会有更多的青年一代跟随我们，使跨文化的研究更加深入、更为广阔地向前发展。

商务印书馆党委书记、执行董事、编审顾青先生在致辞中说，中国文化书院长期致力于以中国文化为本位，实现文化的双向交流和融合，在尊重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上努力推动跨文化研究。他说，多年以来，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被边缘化，不被重视。党的十八大以后，提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党的十九大以后，文化自信真正进入到大家的意识形态之中。“跨文化中国学丛书”的研究成果，强调在跨文化中国学的研究中，秉承中国文化书院一直坚持的中华文化本体的思路和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立场。这套丛书给了我们对“区域研究”有更多的思考。近两年，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区域研究和区域国别研究。自2023年起，由中宣部负责区域国别研究的整体工作。2024年初，由中宣部牵头，18个部委联席成立了区域国别研究领导小组，同时在全国布局成立了28个区域国别国家中心，分别设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外国语学院、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2022年，“区域国别研究”被新增为国家一级学科。2024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加强区域国别研究的意见》，对区域国别研究在今后的目标定位，以及加强区域国别研究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的建设，都有非常务实的措施和要求，对区域国别研究的人才培养也做了详细的部署。商务印书馆响应党和国家号召，近两年出版了大量有关区域国别研究的著作，并于2024年5月成立了区域国别研究出版中心，国家区域国别研究咨询委员会首席专家、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刘新成先生担任中心主任，具体指导和负责商务印书馆关于区域国别研究方面的著作出版。一百多年来，商务印书馆一直致力于中外文化的交流和翻译，出版了很多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化译著，也出版了很多中国人研究世界的著作。区域国别研究是中国人研究世界，以及研究中国与世界关系的一门学问。“跨文化中国学丛书”第一辑出版，是在国家全面提倡区域国别研究的过程中，得了风气之先，站在了学术的潮头，意义重大。商务印书馆全力支持“跨文化中国学”研究，支持下一步丛书的出版。出版是把图书知识定型，然后把内容整理好，最终复制，让它传播。定型、复制、传播是我们出版的本业，是我们的工作。学者负责创造，出版工作者负责定型和传播。文化的传播和学术的流传，学术精神的代代相传，靠的是出版传播。出版的力量是非常大的，我们出版人要有这样的自信和责任。

二、中国跨文化研究的发展历程

“跨文化中国学丛书”主编之一、法国阿尔多瓦大学金丝燕教授的发言提出，中国跨文化研究分为四个时期：初期（1995-2003年）、成熟期（2004-2015年）、新学科诞生期（2015-2017年）、新学科凸显期（2018年至今）。金丝燕教授总结了四个时期中的11个标志性事件坐标。第一期，中国跨文化研究初期的标志性坐标有：（1）1995年9月，经汤一介、乐黛云、李比雄等商议，于1996年4月22日至24日在南京大学召开“文化：中西对话中的差异与共存”国际讨论会。会议由江苏比较文学学会、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南京大学跨文化基金会和法国人类进步基金会联合举办，乐黛云和钱林森主持，汤一介、陈越光、王彬等出席。会议论文集《文化：中西对话中的差异与共存》于1999年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2）1997年，由法国人类进步基金会邀请，南京大学会议的与会者们再一次汇聚巴黎近郊的维拉索城堡，参加跨文化研究工作会议，新增上海文化出版社社长郝铭鉴和编辑李国强。（3）2003年2月26日至28日，“跨文化对话的回顾与前瞻——为建设一个负责、协力、多元的世界”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举行，七十多位不同职业、身份、国籍、民族和文化背景的与会者，就环境与人类责任、农业经济一体化与多元文化对话、全球发展与公民社会建设及前景等进行跨文化讨论。第二期，中国跨文化研究成熟期的标志性坐标有：（4）2011年，汪德迈《中国思想的两种理性——占卜与表意》，中文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它与《中国教给我们什么——在语言、社会与存在方面》（2019）、《中国文学——非凡的文学》（2023），是法国跨文化中国学研究的三本奠基之作。（5）2012年，法国人类进步基金会与乐黛云决定，通过基金会的国际网络为跨文化对话组稿推出专号《跨文化宣言》。第三期，跨文化新学科在中国诞生的标志性坐标有：（6）2015年，乐黛云、汪德迈、陈越光、董晓萍、金丝燕等商议，北京师范大学举办首届跨文化学研究生国际课程班，标志着跨文化新学科诞生。（7）2016年，法国阿尔多瓦大学成立文本与文化研究中心跨文化研究室。（8）2017年5月，中法合作“跨文化研究丛书”新书发布会《跨文化学在中国》，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第四期，跨文化学新学科在中国凸显的标志性坐标有：（9）2018年，法国金石美文学院与香港明远教育基金会创立“汪德迈中国学奖”，首届颁发给乐黛云先生。汪德迈在推荐词中写道：“中国文字带有人类文明的普遍意义，我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推荐第一位候选获奖人乐黛云教授。她是中国学专家，在比较文学研究中着重探讨的是中国文学和其他文学的不同。她建立了跨文化学科。”（10）2015年，北京师范大学跨文化研究院开始出版“跨文化研究丛书”，到2024年已经出版了一百多种，这是跨文化学的重要学术基础。（11）2024年12月，“跨文化中国学丛书”书第一辑出版，象征跨文化新学科的长足发展。金丝燕表示，一个学科的建设需要至少五十年时间，教学、研究和出版是它的三足支点，缺一无以成其事。两百年后，我们会为自己感到自豪，因为每一个参与者曾经为跨文化的历险之路放上了一颗石子。

《毁灭与新生——现代化比较研究》作者、香港中文大学荣誉院士陈方正先生在发言中表示，他主要通过历史来看“现代化”的概念和研究方法。从十六、十七世纪开始，欧洲各国经历了在宗教、政治、军事、学术和思想等各方面剧烈变化的现代化时期，我们通过现代化的比较研究，反思我们中国的现代化。这本书的第一编主要探讨土耳其和俄罗斯的现代化过程。第二编讨论中国的现代化。中国现代化的核心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而欧洲现代化的核心是启蒙运动。“五四”和“启蒙”虽然时间上相隔很远，但他们是不仅外貌相似，而且本质相同。因为它们都是代表悠久文明的文化精英，发起对本身文明的公开、全面和猛烈的攻击，从而导致文化里主导思想的崩溃，失去它在政治和社会中的宰制地位。作为文明根基，欧洲的主导思想是基督教，中国是儒家理念。第三编从政治、法律、教育、科学、航海等不同方面探讨西方文明发展的经历，希望能够深化我们对现代化蜕变的认识，特别是归纳出它们与中华文明不同的地方。

《心性现实主义论稿》作者、北京语言大学艺术学院王一川教授在发言中说，写这本书源于这些年在当代文学艺术批评专业所做的工作，目的是要把理论与批评结合起来。1915年，陈独秀第一次在《青年杂志》上使用“现实主义”，后来又使用“写实主义”这个词，是他最早把现实主义（Realism）引进中国文化研究。从此后到现在一百多年来，外来的“现实主义”在中国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它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五四”时期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启蒙现实主义，代表人物有鲁迅、叶绍钧、徐悲鸿、田汉等。第二个阶段，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毛泽东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为标志，代表人物有赵树理、丁玲、周立波、谢晋等。第三个阶段，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中期的伤痕式现实主义，包括伤痕文艺、反思文艺、寻根文艺等。第四个阶段，从二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到九十年代的新写实现实主义，代表作品有《芙蓉镇》《黑的雪》《狗儿爷涅槃》《桑树坪纪事》《平凡的世界》《白鹿原》《渴望》《我爱我家》等。前四个阶段的现实主义浪潮，文艺界都是用种种不同的外来术语去认识和把握，提出了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积极现实主义、广阔现实主义等术语。第五个阶段，进入21世纪以来到近十年的心性现实主义。外来的现实主义与中国知识界、文艺界、民间日渐相通的中国古典心性论传统融合起来了，在开放、自由、自主创新的语境下发生了深度交融和创造，生成了一种成熟的中国式现实主义文艺范式，本书称之为“心性现实主义”。中国的心性论传统，儒家、道家、法家、墨家都有自身的心性思想，虽各有差异，但都探讨哲学的基本问题，即天人关系，而天人关系的核心是人，最主要的是人的心性问题。只有把个体心性问题优先处理好了，人世间的其他问题才会有合理的处理。诚意、正心、修身，然后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国的心性论传统，历来注重主体的心性修为。而西方的现实主义，历来注重客体、客观，注重科学。从表面看，这两种传统风马牛不相及。但近十年越来越近的形成了交往。本书从跨文化视野，考察外来的理论思想旅行到中国来以后，中国本土如何用自己的历史境遇、生活体验对外来的思想做了变异和转化处理，从而阐释、探讨新型现实主义文艺范式。

《跨文化研究新模式——中国现代化之路》作者、比利时根特大学巴得胜教授在发言中指出，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如果我们想维持一个全人类都能过上充实生活的世界，跨文化知识变得越来越重要。历史经验和形式动态塑造了我们是谁，我们如何看待世界，以及我们如何与他人沟通。叙述既是由过去的经验塑造的，也是塑造未来沟通的动力。他的这本书采用历史的角度看待跨文化对话，强调现有的跨文化对话方式发生变化，并制定新的对话的重要时刻。鉴于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的历史性变革的重要性，他希望以此给读者带来深思，并为欧洲和中国之间的相互理解做出贡献。

北京师范大学跨文化研究院副院长李正荣教授的发言，谈《小说的诗性世界——跨文化中俄小说研究》的作者、前不久刚离世的程正民先生的学术继承与发展。他说，程正民先生关于小说诗性世界的研究，受其恩师黄药眠1950年代写的《论小说中的人物的登场》启发，他发现我们平常作品分析里小说的许多主要构成因素还没有触及，于是分析以往不被看重的小说的场面，又从跨文化的角度分析了小说的声调、小说的色彩、小说的时空和小说的民俗等其他因素。这本书是跨越七十年的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的传承，从黄药眠先生一直到程正民先生，是中国著名文艺家黄药眠先生亲炙的新作业。茅盾、王朝闻、唐弢、黄药眠等先贤的做法告诉我们，要真正进入小说的诗性世界，不能从抽象的理论出发，要贴近作品，要紧紧抓住小说的组成因素，不放过小说的任何组成因素。这本书是从跨文化的角度，对小说的诗学世界中以往不被重视的构成因素进行一种新的探索，以求新的发现、新的感悟、新的阐释。程正民先生1963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外国问题研究所工作，这个研究所是在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国际问题研究的背景下于1963年12月底成立的。1980年，该研究所分成了北京师范大学苏联文学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外国教育研究所，后来又成立了北京师范大学区域国别研究中心。现在从最高的顶层设计上已经开始重视跨文化研究和区域与国别研究，程正民先生一定会感到非常高兴。

三、跨文化中国学的多学科交叉融合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李国英教授长期从事中国传统语言文字研究，曾主持开展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十三五”规划项目“跨文化视野下的汉字汉语和民俗研究”，以跨文化视野进行语言文字学、民俗学、民间文学和文化学等多学科交叉融合研究。他在发言中说，近年来从事跨文化研究的一些初步思考和切身体会是，在跨文化视野下的文明互鉴，既要有自我主体，又要有人类整体观。地球上的人类居住在不同区域，分布于不同国家，属于不同种族，享有不同文化。由于复杂的历史等多种原因造成的这种区别和差异，形成了多姿多彩的生活世界。正确地认识这些区别，妥善地处理这些差异，可以导向交流与合作，把人类引向共同幸福的康庄大道。但如果错误地认识这些区别，草率地处理这些差异，就可能导致冲突对抗，把人类引向灾难。我们既要有自我本位，也要有理解对方的视角，平等对话，交流互鉴，推动人类文明的健康发展。如何把人类引向共同幸福的康庄大道，避免走向灾难？特别是在当今这个时代，树立文明互鉴的人类整体观至关重要。不管一个人生活在什么地区，分属哪个国家，归属哪个种族，享有何种文化，人类是我们共同的归属，地球是我们共同的家园，作为人类的每一个成员的我们，有太多可以超越地区、国家、种族特定文化的共同追求、渴望和梦想。作为人类的整体，或者全部整体中的每一个正常人，都不会希望疾病、灾害、战争乃至人类的毁灭。作为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跨文化中国学”要以中国文化的独特性丰富人类文化，必然要关照人类文化的整体，从这个意义上讲，跨文化的“跨”包含了双重含义。首先，“跨”包含了跨越的第一层意思，是在不同的文化之间搭建起交流和沟通的桥梁，从此文化走进彼文化，介绍自己，了解对方，相互了解，相互借鉴。其次，“跨”包含了跨越的第二层意思，是要在世界的全景中观照，区别于他人，要站在人类文化、人类整体的角度，审视自我，理解他者，彼此关照，美美与共，用文化的力量促进整个人类文化的进步和世界的和谐发展。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名誉院长李晓西教授在发言中说，“跨文化中国学”是从全球文化视野对中国文化特色进行反思与归纳的尝试，这涉及到理论方法和众多历史圣贤人物。它是文化学、文学和人类学的大领域。对“文明”的探索可以进入“跨文化中国学”主题。以后能否在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帮助下，尝试对中外文明理念进行研究，进行中国的跨文化研究？这需要对历史和文化的深入研究，可能会特别难，或许只是一个梦想。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荣誉理事、资深专家宋永伦教授长期从事机械工程研究工作，他在发言中说，机械工程作为人类活动的一个生产方式，在社会发展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在以往的工作中，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往往是单向的，对问题的认识是局部的、碎片的、有断层的，因为个人的能力总是有限的。现在进入了信息化、数字化的技术积累和数据积累的新时代，人们对事物的认识，从单向的变成有数据支持的双向联系，我们对数据进行组织，通过人工智能反馈给我们新的思考，产生了新的认识问题的途径，从而提升我们对事物认识的深度和广度。跨文化的内涵是跨学科、跨领域的，其中也包括可从航天的角度去讨论人文与科技的关系，这是一件对社会有益的事，可以让更多人去关心跨文化的力量和它所带来的效果。新形势下，我们强调新理论、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支撑新质生产力，其中应该包括新文化。现在党和国家都强调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构成，我们应该把新文化放进去，要考虑新文化如何指导我们对新问题的理解。

其他与会学者纷纷发言，从不同学科角度谈对跨文化中国学的看法。张远从印度文学的角度谈跨文化中国学的两组概念：中心和边缘、陌生和熟悉。赖彦斌从民间文艺学的角度谈跨文化中国学的要点：可“跨”的文本、跨文化研究素质、前期学术研究基础。史玲玲和罗珊从研究生教育的角度谈跨文化中国学的要务：跨文化学理论总结和教材建设。年轻学者们一致表示，要在前辈学者丰厚的跨文化研究成果基础上，继承学术传统，努力开拓进取，把跨文化中国学研究不断推向前进。

部分与会学者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