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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文章来源于中国图书评论 ，作者王一川
《心性现实主义论稿》，王一川著，
商务印书馆，2024年11月
王一川
北京语言大学
【导读】百年来，中国艺术的现实主义思潮经历了复杂的演变，在最近抵达了心性现实主义时段。心性现实主义是外来现实主义艺术来到中国后，同中国自己的心性论传统发生跨文化融合后生成的中国式现实主义艺术范式，其哲学基础可以概括为“万物通心”。与此前更擅长于描绘社会变迁图景的现实主义艺术相比，心性现实主义艺术更注重观察当代社会现实的社会变迁在人心中的转移投影和融通图景，从而创造出外在社会现实的个体心结棱镜。正是异常敏感、动荡不安而又变幻莫测的个体心结，凝聚或汇聚了社会现实变迁的风云变幻画卷。
【关键词】心性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 心性论 万物通心
问：王老师好！您的专业在艺术理论和美学，怎么会想到写《心性现实主义论稿》这本书，专去探讨当代中国艺术中的“心性现实主义”问题呢？
答：写这本书，是由于我这些年的主业其实是在做当代正在进行中的艺术现象的理论和批评。我的艺术理论和艺术批评的特点，不是把它们分开来做，而是把它们结合起来，就是在艺术批评中寻找艺术理论，再把艺术理论同艺术批评结合起来。所以，我比较关注这十多年来中国艺术创作发生了哪些新变化，以及应当用怎样的艺术理论去做批评。特别关注外来现实主义艺术同复苏的中国古典传统之间究竟发生了哪些新的“化学反应”。
问：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思潮来到中国很长时间了，您现在怎么会想到把它们同中国古典心性论传统联系起来呢？
答：原因其实也不复杂，现实主义毕竟是外来的艺术方法和艺术思潮。它如果真的具有强劲的跨文化生命力，就应该能够自己发现同中国本土文化语境相契合的方面，再经过一定时间的文化涵濡过程后产生新的文化变体，也就是同中国本土的传统相结合而生成现实主义的新范式或新形态。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我集中关心一个问题，也是我过去从事批评近40年来重点关注的一个问题，即外来现实主义艺术来到中国后究竟同中国自己的传统发生了怎样的跨文化融合。[1]
问：您能否介绍一下现实主义在现代中国艺术中的发展和演变线索？
答：我们知道，自从陈独秀于1915年在《青年杂志》上先后用“现实主义”“写实主义”两个词语率先把同一种现实主义艺术思潮引进中国文坛一百多年以来，中国艺术的现实主义思潮确实经历了复杂的演变，学术界最近也还在就这些问题进行讨论。参考近年来文学史、美术史、电影史等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可知，学者们认识到现实主义来到中国后大致经历过四个时段或四种形态。这就是说，外来现实主义来到中国后先是经历了四个时段，再抵达我说的最近的心性现实主义时段。我认为心性现实主义可以大致代表现实主义在中国演变出的第五个时段或第五种范式，这是这本书的核心考量。第一时段为五四时期到20世纪30年代的启蒙现实主义潮，如鲁迅、叶绍钧、徐悲鸿、田汉等。第二时段为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受到苏联影响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潮，如赵树理、丁玲、周立波、谢晋等。第三时段为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的“伤痕”式现实主义潮，有伤痕艺术、反思艺术、寻根艺术等。第四时段为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的“新写实”现实主义潮，如《芙蓉镇》《黑的雪》《狗儿爷涅槃》《桑树坪纪事》《平凡的世界》《白鹿原》《渴望》《我爱我家》等。对于这些现实主义艺术现象，艺术界用过多种不同外来术语去认识和把握，提出了“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积极现实主义”，以及现实主义作为“广阔的道路”等多种提法。不过，我注意到，进入21世纪以来，尤其是2013年以来，外来现实主义在进入中国大约百载光阴之际，终于同中国社会从国家层面到知识界、艺术界和民间的日渐复苏和意向相通的中国心性论传统融合起来了，并且在开放、自由、自主和创新的语境下发生了深度交融和创造，直到生成为一种成熟的中国式现实主义艺术范式，我尝试把它称为“心性现实主义”。
问：您能否简要谈谈中国心性论传统在现当代的命运？它为什么只是在现在，而不是在更早时候就同现实主义产生这种结合呢？
答：我注意到，曾经在中国古代社会发生过根本性影响的中国心性论传统（含儒家、道家和禅宗等），是在五四时期批判袁世凯以“孔教”名义复辟倒退、大力倡导“德先生”和“赛先生”之际，变得声名狼藉和信誉扫地的。从那时起直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现代思想界和艺术界虽有过正视传统遗产的正确呼声，但毕竟由于当时面临相当激烈、复杂和繁重的战争及社会革命任务，还没有来得及对包括心性论传统在内的整个中国古典文化传统做出明确的辨析和判断。我自己在中小学时代就经历过批判“封资修”以及“批林批孔”等政治运动。这就是说，从五四到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还没有就中国古典传统的地位和作用做明确的判断和评价，尽管产生了一些有价值的呼声。1978年，思想史家庞朴先生发表文章《孔子思想的再评价》，主张孔子有“二重性”，才算在继续揭露孔子的“消极性”的同时也赋予其“积极性”的另一面。记得这应该是当时重新认识和评价孔子以及古典传统的新潮流的一个重要开端。随后，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北京大学教授汤一介先生创立中国文化书院并举办系列研讨班、培训班，并邀请冯友兰、张岱年、庞朴、李泽厚等学者传授孔子、儒家和儒学等思想遗产，掀起了中国文化传统研究新潮。李泽厚先生在1985年出版《中国古代思想史论》，明确树立孔孟之道等传统儒学大旗。这就在中国大地兴起一股中国传统文化热潮，包括把中国心性论传统等古典思想遗产重新激活，让它们逐渐地在中国大地回响、生长，包括在知识界、艺术界和民间等不同层面不断激荡和酝酿。
问：那是否可以说，正是从改革开放初起，中国古典传统的地位已经得到正式确认，从而同当代中国艺术创作发生结合了呢？
答：还不能简单地这样说。因为那时国家层面并没有真正全面地和确切地指出中国古典传统在当代生活中具有正面的地位和作用。那时对于文化界青年群体颇有影响力的思潮相当驳杂纷繁，比较主要的还是强烈地面向“未来”的“改革”思潮，而不是回溯“历史”或“传统”的“守成”思潮。中国古典传统的地位和作用的真正确立的关键转折点，还是要等到今天说的“新时代”以来国家层面有关“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战略决策的正式颁布和实施，因为国家力量的权威决策和政策推动，才能够让思想文化界、知识界、艺术界和民间等酝酿已久的社会多层面力量最终汇聚成为波澜壮阔的大江长河。也正是从这时开始，过去的思想文化界和知识界如张岱年先生等在20世纪90年代倡导过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参见《张岱年全集》第6卷）等主张，已经改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新命题做新的表述和部署。这个新命题的出现，让争议和酝酿已久的中国古典传统的地位和作用名正言顺地在中国社会各界中确立起来，并且在各个领域重新激活并产生拉动作用。这种重新激活和产生拉动作用的中国古典传统热潮中，就包含了复苏的中国古典心性论传统热，例如儒家、道家、法家、墨家等各家的心性论思想。它们之间虽然各有差异，但共同相信哲学的基本问题是天人关系，而天人关系的核心在于人，人的问题主要是个体心性修养或德行修为问题。只有把个体心性修养问题优先处理好了，人世间的其他问题才会有合理的处理，这就形成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系统链条。
问：来自西方的现实主义一般强调客观性和科学性，而中国的心性论传统则主张主体德行修为或主体性。这两种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东西怎么能够这么轻易地就结合起来呢？
答：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或许还有人会把你说的“轻易”一词直接改为“轻率”或其他词语如“冒失”呢！确实，中国的心性论传统历来注重主体，主体的心性修为，如王阳明的“心外无物”“在心上用功”“致良知”等思想。而西方现实主义却历来注重客体、客观，标举科学和崇尚科学主义。这中西两个东西表面看风马牛不相及，几乎像两个极端根本碰不上，但经过这十多年来中国社会持续的高强度、高速度和深层次“化学反应”以及纵深演变，它们之间实际上越来越紧密地形成了相互交融。这种相互交融不是简单地出现在理论话语里，而是首先出现在当代中国人日常生活体验里，因为中国人传承自古代数千年历史洪流中的心性状况，发自本原地渴望古典心性智慧传统能够带来启迪，当然是要让其同已有的马克思主义宇宙观、世界观和人生观结合起来。普通老百姓未必知道王阳明等心学家的理论话语，但他们的日常生活体验本身可能早已浸透了古典心性智慧之光。有什么样的日常生活体验，就有什么样的艺术创作冲动。这样就浸透了心性智慧传统的日常生活体验，会自动要求艺术家运用现实主义方法去将其转化成为艺术形象世界，于是促使艺术家们从生活体验基础上产生精妙、富有想象力、富有自由感性的既是现实主义的又同时是心性智慧传统的现实主义艺术创造。这样才有了心性现实主义艺术。可以简单地说，首先是当代中国社会生活需要和召唤古典心性论传统，然后才能够在社会生活激流中激活它们，并且让它们进入到现实主义艺术创作中，从而产生出心性论同现实主义相结合的跨文化艺术变体。
问：您是怎么想到使用“心性现实主义”这个新术语的呢？
答：记得是在2021年8月24日，我应中国电视艺委会邀请参加《我在他乡挺好的》研讨会。那部电视剧讲述四个来自安徽的女孩到“他乡”北京打拼，遭遇严峻的生存困境，其中一个叫胡晶晶的女孩竟然在生日那天跳楼了。这个“晴天霹雳”给予另外三个同乡以沉重一击。她们接下来该怎么办？经过痛苦思考和反复探索后，她们在各方面的帮助下，终于坚定了活下去的信心。她们中的乔夕辰总结说，无论是在故乡还是在他乡，只要心安就是故乡。这句话一下子击中了我，让我回想起古代白居易、苏东坡等说过的类似话语“此心安处即吾乡”。这种有关自己的心灵安定了，其他的事就都好办了的想法，不正可以溯源到古典心性智慧传统，不也正是这种古典传统的当代闪光吗？这点醒了我，就在那次研讨会上，我在发言时就用了“心学现实主义”这个新词语，用它来总结这几位安徽籍女孩的新的人生领悟。当时想到的是，外来现实主义到中国后同中国式心学传统结合、交融起来。后来再经过几个月的考虑，感觉“心学现实主义”中的“心学”一词多少有点学究化、学问化，为什么不改用更宽泛一点的“心性”一词呢？“心性”确实可以更广泛、更日常，也更能深入到百姓日用而不自知的平常生活体验过程中。再后来，2022年春节和北京冬奥会比赛期间在家看电视剧《人世间》，它既在电视台放映也在网络上放映，通过台网同播把电视观众和网络观众这平时很少有对话的两大群体融会在一起了，产生了动人心魄的收视效果。那时候很多家庭似乎都在热议《人世间》。周志刚家族成员生存状况、他们所经历的近半个世纪的苦难，都让观众印象深刻。不过，周志刚临终前对自己一生、对三个孩子及儿孙们都很满意。他带着这样的满意在甜蜜梦乡里走了。我感觉整部小说和电视剧都体现出中国式心性智慧传统在日常生活中的强大支撑力和调控力。假如没有这种心性智慧传统的内在支撑和调控作用，周志刚老人是不可能如此气定神闲地和心满意足地化苦为乐、苦中有乐、由苦转乐的。而他的后代们在他去世后也很自觉地传承和光大了他的这种民间心性智慧传统。例如，大儿子周秉义总结出当官“四怕”，小儿子周秉昆提出“觉着苦吗，自己嚼嚼咽了”和“想想就美”等。看完这部剧，我脑子里立即想到“心性现实主义”这个词。随后在2022年2月28日应中国作协邀请参加《人世间》从小说到电视剧研讨会，我在发言中直接提出“心性现实主义”这个新概念。随后把这个发言写成一篇文章，这就是《中国式心性现实主义范式的成熟道路——兼以〈人世间〉为个案》，发表在中国评协主办的《中国文艺评论》杂志上。再后来，感觉需要联系更多艺术门类如小说、舞台剧、电影、电视剧以及艺术作品实例，写成一本专著，于是就有了这本书。
问：您用“心性现实主义”这个新概念，是否带有打通中西艺术及学术文化并形成对话的意图？
答：确实是有意识地运用了跨文化视角。例如鲁迅当年提出的“别求新声于异邦”“拿来主义”等主张，还参考了爱德华·萨义德的“理论的旅行”等观点。我想集中关注外来理论或思想“旅行”到中国后，中国本土文化如何用自己的历史境遇、生活体验而对外来思想展开涵濡和转化处理。这本书就是想从这样一个跨文化视角来阐释当前中国艺术发展新趋势。
问：提出“心性现实主义”这个新命题，不仅涉及中西艺术理论和艺术史以及它们的交融，而且还涉及更深广的哲学、文化等背景性理论构架。请问您是如何考虑这种跨文化交融问题的？
答：是的，探讨心性现实主义艺术范式，既涉及中国传统哲学、美学、艺术理论等现代性问题，又需要分析当前艺术创作中的大量作品实例。人们常说的现代化问题，在艺术上就是现代性问题，需要进行艺术现代性或审美现代性反思。我自己结合这些年做艺术理论、美学和批评，通过对于文学、电影、电视艺术、舞台艺术等艺术门类作品的多次阅读、观摩、评论，得到了一些关于心性现实主义的初步体会。由于感觉只是论述艺术问题还不够，于是花了一点时间去研究它背后的中国哲学构架。我们现在主张唯物论哲学，即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就必然面临如何对古典心性论传统做出必要的唯物论改造。所以，我的初步探索方案是提出“万物通心”这个概念或命题。我们坚持唯物主义，强调万事万物对于生活和艺术的决定性作用。我们生活在现实历史境遇中，但是这个现实境遇同时也是通心的，是人类社会实践同人的心性状况的紧密相连关系。西方哲学虽然在古典时期注重客体，注重现实，但是到了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胡塞尔现象学，也开始注重交互主体性或者主体间性，认识到要研究主体就要研究主体和周围人的关系、关系的关系、关系的关系的关系……总之就拐弯抹角地还是要让周围种种社会环境元素同主体紧紧地捆绑在一起，无法分离开来认识。我就用“万物通心”一词做了这样一种探索尝试，希望得到行家和读者指正。
问：心性现实主义同此前中国现当代艺术中的现实主义有什么不同呢？否则您不会专门提出这个新概念。
答：中国式心性现实主义艺术，在近十年来产生有其特定缘由和必然性。心性现实主义同此前的中国现实主义艺术相比，不存在天然的鸿沟，而就是它们的传承和演变的产物。确切地说，是外来的现实主义精神与中国心性论传统相遇后历经百余年演变而在2012年以来实现跨文化融合的结晶。2012年以来的十余年，是在国家和社会层面正式复活的心性论倡导同民间社会一直在自动地和连续地运行的心性论传统相交融后，在艺术领域逐步取得的创造性成果。尽管从改革开放时代起，心性论传统逐渐在中国社会生活中恢复名誉而重新释放其积极元素，但毕竟还是在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生活对于精神生活和文化建设的呼声日益高涨，文化、文化软实力及中国文化传统愈益受到重视，心性论才获得重新生长的土壤，也从而有理由成为现实主义艺术创作的一种新的主流文化与美学规范。
问：怎样理解心性现实主义的哲学基础？
答：心性现实主义的哲学基础可以概括为万物通心。按照梁漱溟的“理智运用直觉”、张岱年的四点论、牟宗三的“综合的尽理之精神”、徐复观的“忧患意识”、李泽厚的“乐感文化”、钱穆的“天人合一”、许倬云的“三原色”和天人成圣之说、庞朴的“人文主义”和“忧乐圆融”、张世英的四种境界说和“万物一体”等诸种学说，中国文化中存在着偏重主体心性论的传统，这显然与注重外向的自然客体或对象的西方古典文化传统有着显著差异。按照陈独秀以来的主流理解，现实主义或写实主义的基本原理或哲学基础在于基于“科学”原理之上的非主体的客观真实性。将马克思主义的以物质决定精神之说为基本的理论，理解为万物对人或主体的决定作用之说，同时将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心性论概括为心对物的感通或应答作用，那么，可以得到万物通心这个新命题。万物通心，是基于“天心”“地心”“人心”本来一体的预设，其基本特性在于天地人心一体论：一方面可以指万物之间千差万别而又相互感通的状况，另一方面也可以指万物及其相互感通状况都可以为人心所感通或感发，这两方面实际上紧密交融一体而无法分离。万物通心表示天地万物与人心之间相互感通的过程，属于“天地”自身的客体感通过程与属于“人心”的主体感通过程之间紧密交融而难以分离的状况。这表明，世间万事万物虽然都可以独立于人类而自在地存在和运行，但也都同时可以通向或直抵人心，为人心所感发和把握。心性现实主义依托万物通心观，相信世间万事万物及其决定性作用会通向主体心灵或唤起主体心灵的会通，从而表明万事万物虽然有着不依赖于个体的独立存在，但与此同时又可以会通个体心灵，从而既制约心灵而又同时会通心灵。由此可见心性现实主义的心性现实概念具有浸润客体与主体的特性。万物通心的基本原则之一在于“中和”。其实施途径有天地生文律、阴阳交替律、刚柔相济律、以善润真律、化悲为喜律、褒贬皆有律、乐以忘忧律等。
问：从“万物通心”哲学观念到艺术作品的美学现实之间，还有一些中间环节，怎样具体地理解和把握呢？
答：对现实与艺术之间、艺术中的心创现实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应当做唯物的和辩证的理解：既应坚持现实始终是独立于人的意志之外的客观实在，又应看到艺术作为心创现实的主体特性。把熊十力的“体用不二”、冯友兰的理与觉解合一、金岳霖的道可分合、贺麟的“仁为自然万物的本性”等观念仅仅当作艺术作品的虚拟世界看。它们显然有利于把握艺术作品规律，特别是其中的心创现实的特性。谈论艺术中的现实，既始终离不开现实，也同时始终离不开人的心或心灵也即心化现实。因为艺术中的现实一方面来源于人所生存于其中的客观现实，但另一方面又同时可以高于客观现实，因为这种现实已经被心灵化或心化了，属于心化现实。艺术中的现实总是以心化现实这一特定方式存在。心性现实主义艺术中的心化现实有三种具体展开方式或层面：首先是更靠近现实的心感现实，其次是更靠近人心的心明现实，最后是由艺术媒介和符号形式系统创造的心创现实。从现实到艺术作品的过程，是从五官感觉中的心感现实，经过内心中的心明现实的加工和改造，再到呈现于观众面前的符号形式化的心创现实的演变过程。艺术作品中的心创现实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一是近心感现实层面，心创现实中更贴近现实原生态的层面，其主要人物或叙述者在能动地改变社会现实方面的能力或作为较为弱小甚至遭受挫败，作品如长篇小说《望春风》《谁在敲门》，影片《心迷宫》《冰下的鱼》《吉祥如意》等。二是近心明现实层面，心创现实中更贴近人的心灵的层面，主要人物或叙述者在能动地改变社会现实方面展现出符合理想范型的强能力或强作为，作品多种多样，如报告文学《花繁叶茂，倾听花开的声音》，小说《宝水》，网络小说《寂寞的鲸鱼》，电影《中国合伙人》《我不是药神》《我和我的家乡》，电视剧《情满四合院》《鸡毛飞上天》《正阳门下小女人》《山海情》《特战荣耀》《去有风的地方》《县委大院》《风吹半夏》《白色城堡》等。三是心感—心明现实交融层面，心创现实中现实与心灵相互交融和尽力平衡的层面，也即心感现实与心明现实之间既相互交融又相互平衡，这类作品有电影《亲爱的》，电视剧《大江大河》《都挺好》，小说和电视剧《装台》《我在他乡挺好的》，小说和电视剧《人世间》，网络剧《漫长的季节》，等等。
问：能否简要列举体现心性现实主义艺术范式的标志性作品？
答：电视剧《人世间》与其小说原著一道，可以被视为中国式心性现实主义艺术范式臻于成熟的标志性作品。其主要依据在两方面：一方面，它几乎完满体现和满足了当代中国艺术场六要素的共同作用——一是国家导向，落实国家重大文化艺术战略需求；二是行业优投，符合艺术行业优先和优质投资标准；三是民生体验，契合社会公众的生活世界体验；四是观众期待，满足观众的鉴赏期待；五是艺术创意，有利于艺术家创意实施；六是全媒鼓应，全媒体环境的联合鼓荡。另一方面，它成功地展现了中国式心性现实主义美学范式的主要特征——一是在再现现实的目的上，真善交融，以仁润真；二是在再现现实的路径上，典型传神，留有余意；三是在再现现实的根源上，地灵人杰和时势造人；四是在再现现实的态度上，褒贬皆有，批赞共存；五是在再现现实的美学形式上，流溯风格，流洄并作。而其他相关的代表性作品，已经在前面说过了。
问：心性现实主义既然作为成熟的艺术范式，那就应当有自身的独特特征。请简要谈谈。
答：集中到一点说，中国式心性现实主义艺术范式的突出特征在于：它是映照当代中国社会个体心结现实的一面镜子，一面多棱镜。如前所述，万物通心表明，世间万事万物诚然有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但终究会与人的心灵相融通，在人心中激荡起种种不同的涟漪，形成姿态万千的心结。当艺术家以自身心灵从生活激流中采撷到这种万物通心浪花，就可以凭借其天才、想象力和艺术技巧，描绘成形形色色的万物通心的画卷。由于如此，心性现实主义艺术正可以视为一面可以映照或透视当代中国社会个体心结现实的多棱镜。如果说，此前的现实主义艺术更擅长描绘当代社会现实的社会变迁图景，那么，心性现实主义艺术则更注重于观察当代社会现实的社会变迁在人心中的转移投影和融通图景，从而创造出外在社会现实的个体心结棱镜。个体心结棱镜，表明心性现实主义艺术并非忽视或不重视社会变迁，而是相对而言更加重视社会变迁的心结棱镜呈现及其社会认知价值，因为它已经认识到并且相信，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现实演变的意义构型的焦点，已然集中到社会变迁的个体心结上。正是异常敏感、动荡不安而又变幻莫测的个体心结，凝聚或汇聚了社会现实变迁的风云变幻画卷。
问：还想知道，您提的心性现实主义艺术同以前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相比，有没有明确的差异？怎样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
答：心性现实主义范式同之前来自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范式之间，确实存在显著的差异。尽管这种差异可以从多方面去理解，但目前可以初步指出下列几点：第一，在创作动力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认为艺术创作的动力就蕴藏在客观现实的运动变化本身之中，心性现实主义则相信也同时取决于主体自身的心性智慧的主动作为的能动效果。第二，在创作对象上，前者赋予作品主人公或英雄以当然的先进、科学和民主的代言主体的光环，或者通向这种代言主体的资格，尽管其成长或发展道路有可能遭遇曲折，后者则设定主体必须有着个体德行修为优先的自觉意识，历经磨砺或劫难才能以孟子所谓“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的姿态成长为拥有现代君子式人格的历史主体。这种现代君子式主体人格，恰是心性现实主义范式在人物形象上的鲜明标签之一。第三，在创作手段上，前者更多关注当代现实中人与环境、人与社会的关系及其演变历程，心性现实主义更关注当代社会现实变迁及其复杂矛盾在主体心理上激发的深层回响，即深层心结。对人物深层心结的深入细致的刻画，是心性现实主义范式的又一突出特征。第四，在创作风格上，前者着眼于从悲剧性风格到正剧性风格的转变或升华，后者则在此基础上选择了悲喜剧交融风格。第五，在创作目标上，前者注重以纯粹的理想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去鼓舞观众，后者则强调对于这种理想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本身予以自觉反思的必要性。
不过，从另一方面看，既然都属于现实主义，心性现实主义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间就存在着相通之处或相互联系。我认为，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凡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原则或范式，都必然确认并且坚持这样一种基本立场：不是主观情感或客观精神，而是客观社会现实才构成艺术创作的源泉。在这一点上，心性现实主义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秉持同一种基本立场的，也是彼此相通的。只不过，比较起来，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更信奉和坚持世界各国普遍一致的客观社会现实性相比，心性现实主义更关注客观社会现实同中国心性智慧传统相融合的特定方面，强调这种客观社会现实在本体上通向中国式主体心性智慧传统，从而紧密交融一体而难以分离，于是有万物通心、心创现实和个体心结现实等相关分析方法。
问：当代中国艺术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范式到心性现实主义范式之间，是如何实现变革或转化的？
答：回看当代中国现实主义艺术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到心性现实主义的演变历程，可以发现，早在进入2013年之前，一批作品已经开始或多或少地透露出心性现实主义艺术范式的先驱者足迹了。谢晋导演在1980年至1986年执导的“反思三部曲”即《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芙蓉镇》，已经初步体现出自觉或半自觉地以中国式心性论传统去浸润现实主义精神的隐性趋向。特别是罗群、许灵均和秦书田这三位历经磨砺或劫难才完成主体构型的男主人公身上，已经率先寄托了以仁润真、褒贬皆有、典型传神等特征，特别是开拓出现代君子式人格的初始范型。《芙蓉镇》还注意从湖南乡间的民俗仪式和民间音乐中挖掘其对于当代主体人格的形塑功能和公共聚合功能，令人印象深刻地彰显出其中蕴含的仁爱、道义、义气、容让、改过等古典心性论传统在当代的主体构型作用。从这点看，我在最近的一篇论文《谢晋：心性现实主义电影范式的杰出先驱》里提出，谢晋堪称中国式心性现实主义范式的“杰出先驱”之一。1990年播映的电视剧《渴望》，通过北京胡同普通工人家庭的故事以及《好人一生平安》的歌声，实际上隐性地透露出仁爱、友善、容让、和合等古典心性论传统对于当代中国家庭和睦的积极价值。1995年故事片《孔繁森》将英模主人公予以平民化处理，突出其普通人那样的有情有义、血肉丰满的平凡而又不凡的性格，其实蕴含着现代君子式人格构型的雏形。再有就是2007年影片《五颗子弹》中即将退休的马队在罪犯面前展示的“仁枪”境界。这些都可以视为既传承又走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局限而通向和构建心性现实主义范式的探索性旅途。
问：现在来探讨心性现实主义，对于当代中国艺术创作、理论和批评，有什么现实意义？
答：在当代世界，无论中外，都正发生着前所未有的新变化或者“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领域的激烈变革和远景拓展都伴随前所未有的旋涡、阻碍或困境时，或者当社会个体的日常生活行为按照过去惯例向前推进却遭遇未曾预料的异常强大的阻力时，人们前行的动力以及内心欲望会被迫反弹回来，挤压进预防不足的“敏感主体”心灵中，导致其发生剧烈的内在变形或严重扭曲，结果是生成种种不同的心理郁结即心结。如果说，这种社会变迁向着个体心理挤压而生成心结的情形，在当代全球化世界上有着一种普遍性的话，那么，在中国，由于此时段中国社会各层面逐步复苏的中国心性论传统，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支撑下，推演出“万物通心”原理，进而同进入中国百余年的外来现实主义艺术创作方法相交融，创立起在当代世界具有独特性和独创性的中国式心性现实主义艺术范式，就具有一种文化创新的必然性。也就是说，基于个体德行修为优先的中国心性论传统，在与现实主义艺术原理相交融的过程中，可以起到以个体心性去浸润客观真实、以善润真、褒贬皆有等重要作用。这样，心性现实主义艺术范式在此时此刻出现，就以中国自身的独特个性化方式，有力回应、再现或反射出当代社会现实变迁的个体心结产物。这是中国智慧或中国文化传统与现实主义原理相结合后，对于当代社会现实变迁下的个体心结所展开的独特的和跨文化的符号形式化工作成果。从这点看，心性现实主义概念或许可以协助我们去认识和把握当代中国艺术中出现的新趋势，即艺术已经成为一面可以映照当代中国社会个体心结现实的多棱镜，进而由此也可以认识和把握当代中国社会人们的心理现实吧。
问：如果把心性现实主义放到更宽广的世界平台上看，会怎样？
答：心性现实主义艺术范式问题还不能仅仅从中国内部看，而是应当有着更加开阔的世界艺术或全球艺术眼光。从世界范围内的现实主义艺术发展看，心性现实主义艺术范式的定型和成熟，标志着来自西方的艺术思潮及其原则在中国土地上移植后，历经百余年曲折生长历程，终于找到与中国本土文化传统相结合的合适途径。这显然可以作为一个跨文化的艺术案例，与世界各国艺术界分享，并共同展开比较研究和跨文化交流。中国式心性现实主义艺术仍在继续生长中，已经、正在和即将打开其新颖、充满活力而又带有陌生感的存在风貌，故到目前为止的所有研究，都还只能是暂时的阶段性和未完成的探索，算不得最后的定论，有待于持续观察和探究下去。
本文注释：
[1]本文为具体说明问题，有部分内容参考或取自我的《心性现实主义论稿》一书相关部分，特此说明。
[本文为我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两个结合’与当代艺术理论创新研究”（24ZD02）的阶段性成果。]
原刊于《中国图书评论》2025年10期“特约书评人专栏”栏目。
心性现实主义论稿
(跨文化中国学丛书)
王一川 著
2024年11月出版
ISBN：978-7-100-24224-0
【内容简介】本书以跨文化学视角细致梳理了现实主义文艺的百余年中国旅行轨迹，对2012年以来的中国文艺状况做了丰富多样而又深入的案例分析，得出了中国式心性现实主义文艺范式已经定型和成熟的新见解。作者辨析了中国古典心性论传统在现实主义文艺中的沉浮，在万物通心命题中考察心性现实主义文艺的哲学基础，分析现实观念与文艺中心创现实的三层面，论述心性现实主义文艺范式的定型和成熟问题，透过近十年长篇小说、电影、电视剧、舞剧、话剧和舞台剧等案例，作者剖析了当代中国乡村社会心史和乡镇社会心结书、人物主体间性、地缘心性形象、现代君子之风、社会心态、个体心象等方面问题。本书对于当代文艺理论、艺术理论、美学及相关艺术门类学科等领域的读者，都具有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作者简介】王一川，北京语言大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艺术理论、美学、影视批评。著有《修辞论美学》《艺术公赏力》《艺术学理论要略》《跨文化学的要素》《大片时代记忆》《艺术史学要略》等。
目 录
引言
第一章 中国现实主义文艺中的心性论传统
一、心性论传统与现实主义文艺
二、启蒙式现实主义与心性论传统的复调式对话
三、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挪移为传奇范式
四、“伤痕”式现实主义中的心性论隐归
五、“新写实”式现实主义中的“封建主义话语”
六、心性现实主义范式的兴起、定型和成熟
七、反思心性论传统在现实主义文艺中的沉浮
第二章 万物通心——通向中国文化传统的现代转型
一、中国文化传统及其现代转型
二、现代哲学家眼中的中国文化传统
三、中国文化传统的现代转型方案：万物通心
四、万物通心的基本特性、原则和实施途径
第三章 现实、心创现实及其三层面
一、中国现代哲学的现实观
二、现实与文艺中的现实
三、近心感现实层面
四、近心明现实层面
五、心感-心明现实交融层面
第四章 中国式心性现实主义范式的成熟道路——兼以《人世间》为个案
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的相通点和结合点
二、现实主义文艺与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文艺观
三、现代中国文艺中的现实主义
四、跨文化涵濡与心性现实主义范式
五、当代中国文艺场中的《人世间》
六、中国式心性现实主义美学范式的特征
第五章 直而温修辞与当代中国乡村社会心史——长篇小说《望春风》阅读札记
一、简蕴修辞
二、诗意氛围与中外经典植入
三、以人导事和托名乡村修史者
四、“直书”与“史德”之间
五、直而温修辞
六、生态困境与“人类世”忧思
第六章 第一兼第三人称叙述体与当代中国乡镇社会心结书——长篇小说《谁在敲门》简析
一、从“世情书”到心结书
二、第一兼第三人称叙述体和方言的心结叙述功能
三、民间仪式的结构功能
四、第一代人物：老境悲凉
五、第二代人物：家园放逐感
六、第三、四代人物之间：空虚感与陌生感
七、不规则人物与心结书
第七章 心性现实主义的主体间性构型——以近十年中国电视剧人物性格塑造为例
一、现实主义与心性论传统
二、心性现实主义的主体间性构型
三、心性现实主义的主体间性构型方式
四、反思心性现实主义电视剧的主体间性构型
第八章 形塑当代中国社会的地缘心性形象——近年电视剧网络剧中的地域景观管窥
一、人地关系场、社会时空联合体及地缘心性形象
二、西北：乡城流动、西东流动及其心结
三、东北：国企改革大潮下的心理落差
四、北京：大院、胡同与青春梦
五、南方：多彩多姿的心理纠结与治愈
六、地缘心性形象及其现实再现
第九章 现代君子之风及其制度化构型——近期影片中的基层干部形象塑造
一、从儒学化转向到现代君子之风
二、现代君子之风的社会伦理层级构型
三、现代君子之风的美学范式
四、仪式化美学情境与现代斯文构型
第十章 大变局下社会心态新构型——以近年现实题材电视剧为例
一、当前社会变迁中的社会心态构型
二、电视剧中的三种社会心态
三、三种社会心态之间
四、仪式化美学情境
五、万物通心及其展开
第十一章 当代现实中的个体心象——以三部舞台艺术作品为例
一、舞剧《到那时》：以双重舞蹈象征形象重构当代个体心象
二、话剧《簋街》：开创、仁厚而倔强的当代北京市民心象
三、舞台剧《兰考》：一株倔强的老泡桐树的精魂
结语：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个体心结图
附录：主旋律影片的儒学化转向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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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学》第47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