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将星海永航

——怀念董晓萍老师

2025年11月初，我回到北京，匆匆赶去医院看望董老师。

记忆里那个永远精神焕发、永远妙语连珠、永远斗志昂扬的老师正陷入昏睡中。也好，对于被病魔侵扰的人，昏睡是一种慈悲的保护。老师双目紧闭，曾经的满头青丝完全染霜，显得那样虚弱无助。我虽早有心理准备，还是感到茫然无措。我拉着她的手，想跟她说话，又怕因为唤醒她而让她感受到更深的痛苦。

张叔叔鼓励我：没事，你跟她说话，她能听见。他又让老师握握我的手，给我一个回应。老师的手没有力量了，但手指仿佛微微颤动了一下。

老师是醒了吗？于是我凑近她，轻声告诉她我是谁，我来看她了，说了一遍又一遍。张叔叔在一旁，轻声说几句她的近况，似乎在反过来安慰我。

这时我看到老师紧闭的眼睛渗出了泪水，在眼角汇聚出亮晶晶的一滩。她听到了，她知道我来了！我对张叔叔说。那就不必努力克制了吧？我们仨都哭了。

一直以来，我都知道她对我寄予厚望，而我则深恐辜负这种信任。当年她殷切希望我继续学业，深耕学术，我却别有抱负，选择了另外的道路。她虽然深感遗憾，仍然表示理解，并鼓励我坚定地走下去。我的第一本长篇小说出版，试探着请她作序，她慷慨应允，在学术研究和教学、传带的紧张忙碌中拨冗提笔，洋洋洒洒数千言，热情地向外界介绍她这个学生，介绍这本书的价值和意义（我当然并没达到，这只是老师的期望和鼓励，是她为我指引的方向）。此后多年，每当我有新书出版，无论是文学类的，还是研究类的，我都会向她报告，或给她邮寄。我用这种方式对她说：这条路，我一直在走，不管有多难，不管走得好不好，您看，我没有放弃。

我想，老师理解并体谅我的选择，可能源于她自己也有对文学写作的热爱，源于一种同好者的惺惺相惜。当年她编著多人散文合集《繁花絮语》，我记得她在自己那篇文章里俏皮地自比为喜欢熬夜干活的猫头鹰，文风活泼轻灵，一反做学问时的严肃深沉。钟先生对董老师在文字上的活泼面显然也是熟知的。有一次我到钟老身边替他做事，期间闲聊，钟先生鼓励我多学多写，我说现在不太敢提笔，怕董老师怪我不务正业。先生包容而愉快地笑起来：她自己也写！果然知徒莫如师啊。

潜意识里，我不愿老师失望，不愿她回首当年时，觉得放手让我走是一个错误。又或者，文学写作的原野太过空旷自由，太过荒凉寂寞，没有导师，没有方向，无人喝彩，甚至无人评判，我需要知道有人在远方关心着我，看着我，甚至假设在监督着我，我才能在自己不断崩塌又重塑的内驱力之上叠加一个强劲的外驱力，才有勇气继续义无反顾地走下去，知其不可而为之。

在做学问上，董老师标准很高，要求近乎苛刻，大多数学生面对她时难免心怀畏惧。我年岁渐长后，才稍微理解了她的孤独：她心中有高山，有汪洋，所恨唯时不我予，时不我待，她希望带着大家一起与时间赛跑，拼命追赶，快速突破，从一个目标抵达下一个目标。倘若有人无法紧跟节奏，步履整齐，用心专一，她就难免着急，形诸辞色。

她退休后并未停止学术探索，反而勇猛精进，不懈不休。她去法国、比利时、莫斯科、芬兰……，四处考察，广泛与海外学者进行合作研究。我们曾相约有机会在欧洲相见，可惜机缘未逮，未能实现。我一直认为她身体很健康，精力很旺盛，还可以继续工作很多很多年，就像钟先生那样。所以我不曾着急。我想的是，待到我写完、集齐某些作品系列后，再亲自带上去看望她，也许能博取她欣慰一笑。有的时候，人的想法就是这么简单……

老师自称“天文爱好者”，她的远去，也许是另一种形式的星海永航，相信她定将在另一个世界里继续她的追逐。于我，孤独的前行痛失了一个潜隐的关注者、监督者，但我相信，只要我仍记得当年她对我说过的那句话，她就不曾走远，她就一直陪伴在我身边。

她说的是：“发一等的愿，成二等的事，享三等的福。”

严优 谨上

2026年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