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董晓萍老师
“我们这些文革后考上来的老大学生，拖家带口，很多已经有了孩子，买菜回家做饭，也一手拎菜，一手拿书，边走边看。”1996年，在她家简朴明净的客厅，董晓萍老师站着，美丽的大眼睛闪闪发亮，我这个连恋爱都没谈过的本科生瞪大了眼睛，那种边买菜边读书的“大学生活”，难以想象：结婚、买菜、育儿、求学同时进行？！董老师末了加一句：“那些应届大学生，说起来比我们年轻，可就是怎么学也学不过我们这些拖家带口的！”1967至1977年全国高校关闭，董老师考上大学时已经二十八岁。
刚上大三的我去拜访董晓萍老师，想亲近她，也想和她谈谈毕业后的“出路”。董老师的《民间文学》是全体同学特别喜欢的一门课。无比丰富的汉语民间文化，本身充满了活泼甚至泼辣的生命力，叠加董老师本人发自内心地爱，瞬间让教室达到了新的温度！她的每一堂课，简直就是“民间文学”这个好乐器、“钟敬文先生编辑的教材”这部好乐章，落到了“董晓萍”这个音乐天才的手中！学生固然在享受，她也是在享受。我们本科非常幸运的一点，就是几乎每门教授都是学科领头人，而且多是文革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大学生，是民国老教授的亲传弟子。
课讲得好的教授不少，但是董老师那种唱念做打、游刃有余，可不是靠努力就行的。古典文学、现当代文学，学生们在中小学就已经读了不少，是“成熟学科”，而《民间文学》是全新学科，一上来为了让学生明白啥是“民间文学”“民俗学”，董老师花了十五秒，征服了全年级。
“旧时代女性不能自己择偶，父母之言。领了男的来相看，闺女也不能说话发表意见，那咱这民间文学咋表现？”
全场屏息、定睛。
董老师站在讲台下，全身一览无余，她说“第一个来了，爹妈让闺女瞧瞧”，她身姿侧对男甲，让男甲看不太清她的脸，她头朝左下微侧，头不动，双眼朝上一翻，眼珠从下而上先“瞟”后“剜”，同时嘴角下撇；眼珠上翻和嘴角下撇，两个半圆同速完成，画了个完美的“白眼”。整个表情只用一秒，顿时满教室笑开了花。董老师丝毫不停，“现在是第二个相亲的”，身姿不变，她顾盼有情的大眼睛从左到右画了一道圆弧，最后温柔而兴奋地落到刚才同一处空气，嘴角也抿出一道甜蜜羞涩的笑，也是同速。
近百名本科生一秒内笑到崩溃，我们都是第一次见识“相亲”，真是“无声胜有声”。我可以肯定地说：那是我们本科四年最热闹、最回味的课堂一分钟！
这就是董老师给我们的《民间文学》“开场白”。每一堂课，她都热情充沛，很少坐着，基本上都站着，上讲台速速板书，一会儿又走下讲台。她讲课不是照本宣科，也非“传道授业”，而是“美味一定要找好友共享”！那学期我们课上课下回到宿舍玩笑不断，互背诗歌。
想你想你真想你，
三天吃不下一粒米。
想你想你真想你，
把你画到眼珠上，
看到哪里都是你。
要想富，炕上坐个胖媳妇。
后来这些我都在其他学科得到印证：生物学观察到，热恋会抑制人的饥饿和疲劳机制；社会学和经济学数据都显示，婚姻稳定且高质量的人群更容易积蓄财富。
其他师大同学回忆：在课堂上，董老师请新疆同学唱起民歌，她竟然现场起舞，全班沸腾。董老师采访男生“你喜欢什么样的女生？”男生回答“像狐狸那样的。”“狐狸什么样的？”“又漂亮又聪明的。”全班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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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我敢于单独联系她，除了太喜爱她的课、她的人，也因为《民间文学》这门课，我考了全系第一。我大二萌生了出国留学的念头，1995年的中国，尤其是中文系，怎么留学、学什么，为什么去，怎么去？前不见古人，完全两眼一抹黑。就想去问问老师的意见？董老师愉快地请我去了她家。那天聊的时间大约一小时吧，但是句句顶用。她毫不犹豫，鼓励我出去留学（我略惊），然后略讲了讲自己在美国的经历（我不知她曾去美国做交换学者，又一惊），她说：“我家里上几代都是读书的，留学的也不少”，所以这对她毫不陌生，而我家可查的全部亲戚关系方圆有五十里。
“到了那边，不要用我们中国人的谦虚，要说自己厉害，有时候甚至带点儿小吹牛。” 说“小吹牛”的时候，她明亮的大眼睛闪过狡黠的光，让我瞬间回到她的第一堂课。她看我似乎“领会了精神”，就接着说：“到了那边，每天要洗澡，还要每天换衣服。不能觉得衣服没脏，就不用换。要每天换。因为那边的社会就是这样的习惯。”我当时除了略惊异，更多的感受是“这位老师好体贴！这么细、这么远都想到了。”
“我第一次到美国超市的时候，他们那种物资的极端丰富还是让我有点儿震撼，甚至自卑。”
这点我也不能完全感同身受，因为我出生时中国最贫困最匮乏的时代已经结束，而董老师的青年时代是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中国的人均产值甚至略低于非洲贫困国家。
那次谈话，让我意识到她除了课堂上那个“中国民间文学”的世界，还有一个“海外世界”；在青年明星教授之前，还有她前面知青、成家的“前传”。这都是课堂上没机会看到的。
董老师还专门提到“女性知识分子”这个话题。她说“女性要对自己的职业有使命感”，“事业、家庭可以平衡。不能用家庭做借口放弃自己学业上的进步。”这些话也许读来味同嚼蜡，但是从一个已经做到的人口里说出来，滋味和分量全然不同。1995年的北京女教授已经组织起来，相互扶持，出版的散文集《繁花絮语》里有董老师的文章。
聊到间歇，董老师问“父母是干什么的呀”，我告诉她“做小生意的”，初中没毕业。董老师倒抽了半口冷气，估计这跟她历届的优秀学生太不同。她站在原地，思忖了一秒，然后略迟疑地而诚恳地问：“做生意也需要很聪明吧？”联系到她前述家世，我看出她可能这辈子就从未接触过生意人，如此坦言相询，毫不掩饰自己的无知，那一刻我觉得这个老师也太可爱了。
“嗯——”我也挠挠脑袋，“应该是吧？做生意——可能也需要脑子灵吧？”我虽然在生意人中长大，可对“生意”也全不了解。我们对看了一阵，可能都觉得“学者聪明还是商人聪明”可以“搁置后议”，反正讨论双方都没有出过象牙塔。
董老师这种孩子般的不掩饰，让我想起“钟敬文轶事”。我们读现当代文学，发现很多所谓作业布置的“大家”实在很普通，大家一边读一边质疑时间投资回报率。后来另一门课上，依稀记得是文艺学的李春青教授，告诉我们：“钟敬文先生说了，‘我们那个时候啊——（语速缓缓），识字的人——少奥，时代又新，所以啊——但凡能写点东西的，就容易成作家阿，容易出名，其实没什么水平，没必要个个都读’。”我听了简直瞬间爱上了钟敬文这个率真的老头儿，因为他自己也是五四数得上名的“作家”。各科老师里，董老师可能是唯一课上涉及“相亲”的老师，她如此活泼，眼睛像孩子一样亮，简直就是可以托付秘密的大姐姐，不知不觉，我发现自己居然在问她怎么谈恋爱、找男友，这完全是我“计划”之外的！这是我第一次跟一位老师、甚至可能是任何人谈到这个问题。
董老师仔细想了想，注视着我温言安慰，“不要担心。你自己是梧桐树，自然就会招来金凤凰。”
我一愣，既是意料之中又是意料之外。我当时就隐隐感到，如果是另一个学生、另一个时段，她的回答会不一样。与良师对谈，如同武术喂招，自有万千方便法门。
“先专注于自己，发展自己。野草闲花只能招来狂蜂浪蝶，梧桐树才会招来金凤凰。”才二十一岁的我，学业未成，情途更是前路茫茫，那一瞬间董老师短短几句话，让我感受到了一种不同的呼吸速度和深度。
那次谈话几天后，我写下一个“人生清单”（那时候汉语还没有这个词汇），希望此生完成哪些事情，虽然后来二十多年，境转人变，但是很多的确实现了或正在实现中。董老师给了我灵感和想象的能量，这就是“身教”吧，“言传”很难有这样的穿透力。几周后我在电话里告诉董老师这个清单，董老师在电话里又爱又惊又失笑，可能觉得“小丫头尚不知人生俗务缠身，之后时间没多少”？董老师得知我只申请了硕士，鼓励我“读完了还是要去读博士”，我回答：“我应该会读博士，到时候再说吧——还有——”我顿了顿，“我想创作。”董老师听了说，“创作，嗯——”也顿了顿。这个话题我们没有讨论下去。
其实我还有半截话没敢说，彼时我和同班好友宋晓霞看了不少作品和“研究”之后英雄所见略同：“其实很多所谓研究没有什么价值，都是套话，只是为了评职称、凑字数。”小宋口出豪言：“读博士有啥了不起？每年都那么多博士。成了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才算了不起！”
小张击节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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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三上期开学后，舍友去系里办公室看了期末成绩回来告诉我《民间文学》我考了全年级第一，我实在是惊多于喜。因为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地区差异极大，管你天资多高、勤奋如许，大城市有的书籍、资讯、场馆、活动、人物，小县城根本就没有，所以我进大学时看着各地精英，尤其是省会、京城的同学，诚恳地准备“力争中游”。民间文学专业教授少，于是各级的课都是董老师上，所以九三、九四、九五级的同学都会聊到她，仿佛她是大家的跨级宠物。期末成绩放榜后不久，我到另一个宿舍找学姐，另一位爽朗的学姐站着喝开水，不知怎么都说到《民间文学》，颇有董老师之风，听说我考了九四级第一名，立刻说：“但是！你肯定没我考得好！因为我考的分数是系里开课以来历史最高分！”这话倒没有让我起争竞之心，只是惊叹于二十几门课里，唯独《民间文学》还有“开课以来历史最高分”这个奖项！一可见其新鲜稚嫩，二可见其广受欢迎。我对学姐实在地报出自己得分数，英气勃发的学姐一听放下手中的搪瓷杯，大声说：“哇，你比我还考得还高？！”
感谢这位学姐给了我勇气，萌生了去找董老师的念头，心想如果我分数那么高，董老师估计对我还是有点儿印象吧？那天在董老师家的谈话，影响了我后面的人生。
后来我又和另一位同窗杜釜谈到董老师，他的话我也至今难忘。杜釜比我低一级，董老师也教他们的《民间文学》。我盛赞董老师课太精彩，这位学弟的意见却在别处，他略带怜惜地说：“其实你发现没有？董老师非常漂亮，尤其是眼睛——但是她工作太拼命了，你看她眼睛也近视得厉害，背也驼了。她不应该伏案太久了，爱惜自己一点，她会更漂亮。”我愣住了，不仅是因为自己从未从“外在美”这个角度去看董老师，更因为比我小的男生竟然如此细心。杜釜的语气里有一丝叹息意味，甚至担忧，我竟无言以对。现在看来，彼时董老师实岁四十五，而心灵宛如十六，精力刚满三十，但是身体确已出现“过劳”的迹象。世人都知好老师爱学生如同家严、家慈，但是往往不知，好学生爱好老师，也有一番“操碎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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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为师，或“经传”，或“人传”。经传是把所学所思著书立说，读进去的都是“传人”，不必见面甚至可在百年、千年之后；“人传”则是亲自教学、甚至朝夕相处，切磋琢磨，在活着时就带出几个或者一批学者。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先师之中，我窃以为，顾随先生（1897-1960）可谓“人传”，而钱穆先生（1895-1990）则偏“经传”。顾随述而不作，一生只把“教学生”当作至高的事业，离世又早，但是讲课恣肆汪洋、随缘点化，留下叶嘉莹（1924-2024）把他的诗学传承发扬。钱穆著作既多，涉猎又广，且能在很多地方“逆学术潮流”，众多著作在离世后在大陆被“重新发现”。
而钟敬文先生，既做到了经传，也做到了人传。董晓萍老师是他门下第一位民俗学博士，董老师和她的恩师一样，既著作等身，又桃李天下。董晓萍是钟敬文先生多年的高级助理，没有她分担，钟先生的经传和人传都可能要大打折扣。当“助理”这种事，获得的名利远不如“自己署名”。
董老师担任多年高级助理，让我想起钟敬文先生早年明明可以沿着散文和诗歌创作走下去，如郁达夫所预测，成为名利滚滚的“著名作家”，却让人吃惊地选择了学术冷板凳，尤其是“民俗学”这个尚不存在的新学科，因为这位五四之子，没有忘记新文学的使命：一，要研究草根文化，二中国现代化要寻找自己的文化核心。
董老师不仅著作等身，带研究生也特别认真。2025年9月，离她去世仅仅四个月，我偶遇系里的方红珊老师，要来董老师的联系方式，那时董老师已经不上网、无手机。方老师说了两个董老师“太认真”的例子，语气又敬佩又疼惜。有一个博士生的论文，董老师觉得不合格就让学生反复改，拖了好几年“就是不放水”。这在西方高校不罕见，而中国高校这样较真的老师就比较触目了。另一位研究生的论文到截止日期了，董老师连夜批改，夜里两点发过去，结果对方没有马上回复，董老师很生气，觉得我七十多的导师在这看你的稿子，“你在做什么？”而学生也觉得委屈：“夜里两点，我还能干嘛，当然在睡觉啊！”
除了自己写书、带学生，董老师还开拓了大量的国际交流。看看那一串访学、交流的清单，简直是正常工作量的三倍！钟敬文先生不是“建议”、而是“要求”她，开拓这个新学科一定要到国外交流。董老师回忆，在美国留学时写信问钟先生：“家里的事是不是已经堆成了山？”钟敬文先生却回信说：“延长学习时间吧”，还给自己的“独生子女”开了一张新课单。
1977年恢复高考，钟敬文先生在当了二十年右派被迫害之后，在七十四岁高龄才“开始”了最后的学术生涯；而董晓萍老师三十二岁才本科毕业，不停燃烧自己，七十五岁就提前离世。两代师生那种“时不与我”的紧迫感，天分高、眼界广而带来的高标准，人格纯粹而导致的投入，一般的学生不能感同身受。硕士博士年年有，扩招之后更普遍，但是能真正把所学融入生命而且一生为之燃烧的，一千个博士里能有一个吗？因此，董晓萍老师这样的人是多么宝贵！
一个人一辈子能做好一件事就很不易了，比如，一篇真正有价值的论文，会一门外语，炒出极致的火锅料，经营一个有爱的家庭，种出一个美好的花园，一首——哪怕就一首——能流传的歌曲，行了万里路，开一个广受欢迎的茶馆，发明了一样东西，结交了一位终身知己，养出一条获奖的狗狗。生物学还观察到，热爱固然让人忘饥忘倦，还可以让人克服恐惧，包括对死亡的恐惧，所以人可以为所爱而生，也可以为所爱而死。
钟敬文先生是五四之子，创立“杭州民俗学社”，创办期刊，引介国际理论。1934年留学日本，师从早稻田大学西村真次，由此获得民俗学、人类文化学的学科框架。1957年到1977年，他创建的民俗学教研室被解散，自己也作为“右派”失去学术自由。恢复高考之后的1977-2002年，钟老从七十四岁到一百岁，创造了教育史和学术史上的奇迹：既创建新学科，又带出一批博士，还写出大量论文。2002年，先生九十九岁住院之后，仍然关心自己带的十几个研究生，启功先生回忆，百岁的钟老临终前几小时，还说：“我有好多事没做”。他已经忘记死亡这件事了。
董老师是钟敬文先生多年的“独生子女”，说自己“偏得更多”。钟老的学、识、人，董老师都可谓得其真传。顾随告诫叶嘉莹要成为“南岳下之马祖”，勿做“孔门之曾参”，就是说要超越老师甚至“背叛”老师，不要唯唯诺诺。顾随在生活中是谦谦君子，但在学术上对己、对生都如此“雄心壮志”。在我看来，有两项事业董老师的确做到“南岳下之马祖”：一是广泛的国际交流，让中国的民俗学真正融入了世界学术，这固然是中国学术的突破，但更是全人类的学术收获，因为最古老的活体语言加最庞大的人群，中国的民俗、民艺实在是超级“富矿”！二是技术突破，构建了“数字民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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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和董老师谈话之后，仅仅六、七年后，我也过上了董老师描述的那种“老大学生”的生活：一边洗衣服一边琢磨译书里某个死活不妥帖的词；炒菜之时灵感也滋拉冒烟，放下锅铲，在手机上速速记下，真“倚炉可待”也；把孩子哄睡着之后，夜游神一般，一边浇花、收拾，不知不觉就翻开一本书看来。
2025年9月董老师家座机无人接听，我隐隐觉得不好。回美之后，我开始翻看大学日记，读到对董老师的记录：我在她讲座之后去请她为我写出国推荐信，很多人围在她周围，人流汹涌中她面有难色，仍然应承下来。所以最后我申请研究生院的推荐信之一，就是出自董老师。如今她去世了，我才看到她的“成就列表”，方知在这个三倍超负荷的学者那里，为一个本科生出推荐信对于她实在是“千忙之中”！
那种“时不与我”的紧迫感、无常感，加之社会资源、结构对女性的隐形而长期的不公，我猜度董老师也有。汉语讲“焚膏续日”，英谚也云“Burn the midnight oil”（午夜烧油灯），字面和背后的意思都几乎分毫不差，又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佐证。
古代皇帝死后有谥号，用一个字总结其一生。其实每个人都可以有一个谥号，就是这个人的核心人格，钟敬文先生遗嘱，墓碑上只刻“诗人钟敬文”就够了。董老师走后，同为我级同学敬爱的“明星教授”李正荣老师写下诗一般的悼文，赞其为“学术侠女”：
董晓萍教授的微信名字是“天文爱好者”，今晨1时35分，天文爱好者董晓萍自身化作星星仙散在她爱好的天上苍穹！是散成银河浩瀚的星云，还是又聚合成一颗恒星？是继续在天上的学术王国中，像一颗彗星那样漫游，和牛郎，和织女聊故事，和太白，和北斗说民俗；还是魂向北极飞去，灵向北极飞去，肉身向北极飞去，思想向北极跨越飞去？董老师正是学术壮飞的年龄，是天生不舍昼夜的学术女侠，今晨香消玉殒！生命的元素，散成星云，向北极飞去。从今晨，到今晚，已经飞了一个地球日了！仰天长泪，今夜珠海极冷，今夜凤凰山黑，扶栏仰天，月光星光璀璨！不禁向北天泪问，董老师，董大姐，你飞到哪里了，北天的那些闪烁，哪一束是你折返回来给我们这个星球的星光？
然也，然也。《聊斋志异》这部民间文学巨著，《侠女》篇里那位既勇敢又温情，既决绝又周到，善救难也能复仇，美丽而不自逞姿容，事了拂衣去的无名女子，惭煞多少世间人！
“诗人”钟敬文与“侠女”董晓萍，如今在另一个星球团聚了。
我萌生出的英语书，第一部就是属于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范畴，想象着写出来的头五位读者，就肯定有董老师。这本书构思始于十五年前，十年前就写出了提纲，但是为什么？为什么？至今没有写完?!
中文系另一位恩师王一川老师和董老师交流很多，在《怀念学姐和挚友董晓萍教授》里，王老师总结:
关于跨文化学及其学科，她的目标是使原来的比较文学学科、比较文化学学科进展到新的跨文化学研究境界。她告诉我，她设想的“跨”，不再是“inter-（之间），也不是”cross”（跨越），而是“trans-“(横跨)，即是横跨在两种或以上文化之间而考察它们的相互关联。我相信，这样阐释的跨文化学学科，就不再是简单地在我者与他者之间作比较，而是寻求我者与他者之间作比较，而是寻求我者与他者在相互交往中发生的既繁复多样而又变幻莫测的持久涵濡、互相转化和互动更生等新型关联。
读到王老师这一段对董老师晚年思想的“总结”，我几乎哭了，因为我要写的那本书正是这个主题！
我的一位物理学家好友称“我们中科院物理系这种憨厚系，后知后觉，人家都撤了我们才刚刚去”，那么，“我们北师大中文系这种深情系，人家都不在了我们才开始记录”。正如师姐梁鸿所言：“写作是为了狠狠留住那些会逝去的人和村落”。
本科时有恩于我的诸位老师，大多都有机会在毕业后亲自道谢：文艺理论罗纲老师、现代文学杨联芬老师、古典文学尚学锋老师、古典文学赵仁圭老师、文艺理论王一川老师、教育系康键老师，可惜唯独董晓萍老师，拖到二十七年后才联系她。毕业竟成永别……
也许，上天自有其安排，董老师的早逝，是她给我的人生最后一课：可未雨绸缪，勿焚膏续日。
钟敬文先生在七十四高龄才“开始”学术，而董晓萍老师仙逝时仅仅七十有五。几十年倏忽即过，也不知自己年寿几何？祈祷我还有福气，能到另一个星球上与他们共坐话桑麻。董老师只教了我一学期的大课，我并非“门生”，她的书我也没机会拜读“经传”，但是我知道，她这个“人”，已经对我达成了“人传”。
钟敬文先生病中总结自己一生的志向：“世事人文浩不穷，民风民艺独情钟，不辞握管人憔悴，要采珊瑚碧海中”。珊瑚是什么？是风浪中最细微的珊瑚虫死后不灭，用数千年才形成的耐久珍宝。
何处珊瑚珠，
谁种梧桐树？
这个问题可以琢磨一辈子。
亲爱的、敬爱的、可爱的董晓萍老师，精魂不灭，愿您去的那个世界永昼无夜，您可以继续未完的一切热爱，无论是学术、教育，还是天文、戏曲，无论是前世的包公，还是今生的师友。
张润芳
2026年1月7日，德阳
2026年1月14日，终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