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满月升起时
——纪念恩师董晓萍教授
三个月前，接到老师病情恶化的消息，我从海外赶回北京，住进一家小宾馆，等待次日到病房探视。房间简陋，一扇朝西的窗，夕阳斑驳地落在楼后的老树上，树影摇曳。这景象忽然将我从多年的海外生活里拔出，掷回上世纪九十年代末，那些与老师同挤绿皮车，奔赴田野的岁月。那些年，她用自己的出差经费安排我们同行，小县城招待所的三人间，她乐在其中，彷佛学问的乐趣足以抵消一切物质匮乏。我们谈调查收获，也谈生活困惑，那时觉着一切理所当然；而此刻望着相似的树影，我才懂得，那是她给我上的第一堂无声的课：学问，要在朴素里扎根。
与老师的缘分，始于她家最早那个巴掌大的门厅。记得1996年，我攥着研究生申请材料，紧张得手心出汗。她却笑容亲切，倒了杯水，问起我的家乡和学习心得。那时的我还不知道，这扇小小的门，开启的将是一条被她的光始终照亮的漫长道路。本科毕业论文，我就开始跟她下田野。夜晚，我们在学校前面的十字路口集合出发，火车上她总有讲不完的田野趣闻和学界掌故。硬座车厢的摇晃、小宾馆昏黄的灯光，构成了我学术启蒙的底色。我们会开玩笑说，这是“挤”出来的师生情，挤火车、挤时间、挤在学术的小径上，砥砺前行。
老师以严格著称。读博时，我请假一天去探望在京生病的表姐。返校后，她严肃地批评了我，警示我课业不可耽误。我当时心有委屈，但后来明白，这“不近人情”的背后是对学术的绝对虔诚。首先她对自己更严苛。辅助钟敬文先生处理学术事务，数十年如一日，条理分明，从无疏漏；在承担繁重工作的同时，仍然坚持赴海外进修，开拓新史学与民俗学的融合，将碑刻研究引入民俗学领域。人们常说“大树底下好乘凉”，而她却说，大树底下更要努力生长。她不仅深谙钟先生学术思想的根系，更以自己的实践，证明了学术生命如何独立而顽强地向上延伸。
这些日子，当我想到老师的“学问”，脑海里浮现的并非那些宏大理论，而是两样具体的东西：一套是老师享誉学界的山陕水治研究著述，另一套则是我们共同编订、纸张已微微泛黄的田野调查报告集。编订报告集，是一场从手写版到数字化的“技术启蒙”。那时电脑打字才刚刚兴起，老师便要求我们必须掌握。家里没有电脑，我便每晚溜进母亲的办公室练习。整栋大楼空无一人，寂静得有些骇人，键盘的敲击声格外清脆。我从一小时只能痛苦打出三个字开始，一个假期过去，竟也学会了盲打。从此，笔记、作业、资料整理等，全在键盘上完成。这仅仅是开始。老师对“装备”有着超前的执着：昂贵的录音机必须人手一台，每次访谈归来，整理录音是铁律；胶卷相机再金贵，她也要求我们务必与访谈对象合影，并嘱咐：“下次洗好照片带给他们，这是友谊，更是信义。”这些看似琐碎的要求，实实在在将我们的田野作业，锻造成了兼具技术规范与人情温度的学术实践。那些报告集不仅孵化了我的硕博论文，更在多年后让我恍然领悟，老师后来开创的“数字民俗学”与“跨文化学”，其种子其实早就埋藏在当年逼我们练习五笔输入法、聆听磁带辗转声的每一个日夜。她早已预见，未来的学问必将与技术深度融合。她种下的不仅是一份严谨的田野规范，更是一颗“与时俱进”的种子，表明真正的传承，不仅是继承思想，更是继承那种面向未来、拥抱变化的能力与勇气。
回想我的硕、博学位论文，从选题到框架，无不浸透着老师的心血。但她并不专断，总是清晰阐明她的构想，然后留出空间，倾听我的想法。这种尊重，让我在研究起步阶段有幸初试“对话者”的勇气。硕士论文答辩时，有委员质疑我对“皮影戏”的解读不足。我据理力争，说明我的研究并非戏曲本身，而是以皮影戏班社及其手抄本为入口，探求一种理解民众思想的民俗学路径。这番答辩的底气，正源于与老师对谈中日益明晰的学术认知。也正是这份探究和“没学够”的饥渴，推动我走向了博士阶段。博士课题，老师希望我加入山陕水利村社组织的研究。这对文学背景的我而言，涉及大量陌生的社会学理论，倍感压力。老师并未降低要求，只是坚定地说：“做学问就是要这样，不断学习，不断突破。”她最初希望我能够进行“碑刻民俗志”的建构，而我因学力未逮，仍想回到钟爱的传说文本，只尝试纳入碑刻资料的分析。对此，她给予了宽容的认可。这份认可，在开题报告会上化作了我的勇气。当有老师质疑用“碑刻”做民俗研究的可行性时，我再次起身辩护，阐述口头传统与书面传统交互研究的重要性，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文字文明悠久的国度。观点虽显稚嫩，但会后老师却极为欣喜。她赞赏的并非观点本身，而是那份辩护的勇气。“学术就是在辩论中前进的，”她说，“但更重要的是，用毕生的实践去证明它。”这句话我至今奉为圭臬，也常为自己未能全然做到而深感惭愧。博士论文撰写那年，老师远赴英国访学，仍不忘通过邮件寄来前沿论文。待她回国后，我们的交流便落在她密密麻麻的批注之中。那些写满稿纸边缘的字迹，如攀援的藤蔓，为我的思考指出了通往扎实与深刻的方向。这让我知道该在哪里用力，只是惭愧不能满足这份期待。最后的答辩，老师精心组建了一个兼具国内外、涵老中青的评审委员会。她郑重地告诉我们：“这是你们学术生涯中，最纯粹、最宝贵的一次评议。要珍惜。”当时懵懂，如今历经世事，方才懂得她为我们守护这片“纯粹”的深意。在这些肯定、挑战与守护中，她不仅教授学问，更教育我：真正的师承，是赋予你离开她的视野、去开创自己道路的胆魄与力量。
离开老师身边，在海外继续学术生活，其艰难超乎自己的想象。事业与生活的困顿，让我一度陷入苦闷。一次回京，我回校看望她。当被问及近况，积压的惭愧与委屈竟让我一时难以自持，落下泪来。我等待着记忆中那“不近人情”的鞭策。然而这一次，她没有，只是关切地倾听，然后说：“在海外，生活已是不易，更何况还要走学术的路。这本身就需要一种开创，不必苛责自己。记住，不要停下脚步就好。”这一席话，仿佛一道赦令，松开了我自我捆绑的绳索。随后，她拉上我去了当年打牙祭的教工餐厅，点了香酥鸡，还叫来了张叔叔。那顿饭，没有学术，只有家常。在熟悉的饭菜香气和如家人般的闲谈中，我那颗漂泊焦灼的心，第一次感到落地般的安定。那时我觉得，海外的寂寞与挣扎是可以承受的，因为彼岸有此岸的理解，此岸有老师永不熄灭的灯。
几年后，我开始协助老师联系、推进《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化书院》一书的翻译工作。那个熟悉的、严谨到极致的老师，似乎瞬间又回到了身边。她定期询问进度，为我在本职工作外的努力给予鼓励。熟悉的“工作模式”一经启动，我们便全心投入。一稿之后，历经三轮修订。每一个需要核对的文字、图片、译者注等细节，我们都逐一列出，寄给老师。无论她在北京，还是在国外访学，不出三日，回复必定抵达，清晰而周全。后来才知道，在最后定稿的阶段，病魔已悄然侵袭。书出版后，即将寄送之际，老师终于病倒了。但她仍关心着样书是否寄达。我们的微信交谈，就停留在向她汇报韩国出版社的进展。她回复了三个字：“好朋友！”那时的她，早已难以完成长句。这简单的三个字，耗尽了她巨大的力气，也凝练了她一生的准则：对合作伙伴，永怀信任与感激。这是她给我上的最后一堂为人之课，无关学术，却重若千钧。后来追思会上，听师弟师妹们回忆老师常与他们在校园散步、谈心。我羡慕不已。这让我想到钟先生，想起那种在行走中传递温暖、在交谈中塑造品格的为师之道。她不仅传承了一种学术方法，更传承了这份教育的温度。
赶到病房，是第一次见到老师生病。记忆中，她从不生病，总说“怕耽误时间”。她无暇锻炼身体，却极其讲究生活细节：每天一杯牛奶，香蕉绝不超过一根，花生只吃几颗。田野调查时条件艰苦，有时晚上回到招待所就只剩冷水了，她一定坚持不洗头，就怕感冒了耽误工作。而看到她躺在病床上，头发都白了。这时的我，心情复杂，像一本写满字又被雨浸透的笔记本，所有情绪都晕染在一起。我俯身，对老师轻声说话。我说那本《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化书院》在韩国出版了，装帧很美；说我翻译的《韩国民俗学的再思考》也即将付梓，而这些都是您播下的种子。我多么希望这些消息能让她高兴，像从前那样，得到一个眼神或一句简短的回应。但我再也没能听到她的声音。我握住她的手。那只手，那么的温暖有力，至今难忘。就在那一握之中，所有的语言仿佛都回来了。我似乎能听见那熟悉的声音，穿越浑浊的意识，清晰抵达：“小庞，做得好。”那一刻，我像完成功课的孩子，被这无声的夸奖击中心扉。随之而来的，是更汹涌的难过——我意识到，这可能是最后一面了。从此，学术路上再大的进展，也换不来那句珍贵的“做得好”了。心里空了一大块，呼呼地透着风。但她的手依然有力地回握着我。那股力量不是在告别，而是在交付，仿佛在说：我从未离开。只要你还记得我，记得我的话，那么，我就在。
老师走的那天，是农历十一月十五。当晚夜空中悬着2026年第一个最圆满的月。送别是在小寒，天空却连续几日晴朗，阳光、月光都慷慨而恣意地洒下来。包括我在内的门下弟子们，都相信这是老师的清辉，昵称“天文爱好者”的她，终于成了这片苍穹灿烂的注脚。是的，她化入了更广阔的时空。从此，每一轮升起的明月，都是她澄澈的清辉；每一本被认真写下的书，都是她思想的彩霞。我失去了一位严慈的导师，却获得了一片永恒的星空。而我的功课，从这一刻起，才真正开始。从此，当满月升起时，我知道，那不仅是天体运行的规律，更是一种温柔的提醒：要像老师一样，认真对待工作，郑重对待生活。我和老师的弟子们，都将带着她给予的“根”与“光”，在各自的土壤里，继续奋发生长。
谢谢您，董老师！
弟子：庞建春 叩上
2026年1月8日 于韩国世宗缅怀恩师